传统文化：解构与重建

1927年6月2日上午十时，一桩震惊世界文化界的事件发生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逊位皇帝溥仪的老师、我国现代学术的开辟者、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以五十一岁的盛年，自杀于颐和园昆明湖之鱼藻轩。中国20世纪的一棵最灿烂的学术之星，就这样熄灭了。一时说者纷纭，疑案重重。独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襄助乃父推动湖南维新运动的爱国大诗人陈三立的哲嗣、静安先生的国学研究同事、现代史学巨擘陈寅恪力释众疑，提出殉文化之说。其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以下简称《挽词序》）中写道：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又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又说：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

又说：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我全文引录此序，是由于陈寅恪这篇有名的序言不仅对王国维的死因给以正解，同时也是我们解开20世纪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之谜团的一把钥匙。

中国的20世纪，文化者何？社会者何？中国是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文明体国家”，其文明之发轫，有文字记载的可靠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但直到晚清以前，从无所谓“中国文化”之说。中国就是中国，中国当然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硕大无朋的文化包容之象。可是无须有“中国文化”这个“空”概念加以界说。晚周诸子固不必说，即使宋儒之程朱张陆，或盛清学者如戴、阮、二王、章、钱，他们在自己所处时代如果看到“中国文化”四字，也一定瞠目不知所对。只有到了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来了，与之相比较，才有中国文化之说。换言之，“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是晚清知识分子自我反省检讨传统的用语，对中国文化本身而言，是“他”者的叙述。所以上一个百年，这个概念虽被旋转不停地给以讨论给以解说，而终无结果。以至于晚年的钟锺书先生，与来访的学人开玩笑，说谁再讲东西方文化，我枪毙他（说的时候他拿起一只笔）。这和陈寅恪《挽词序》开头所说“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属同一义谛。

所以然者，是因为通常所讲的文化系泛指。陈寅恪不同，他揭示的是与一定社会结构相连接的基本文化价值，或曰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泛指一切文化现象。我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社会的运转，以国家为中心，以家庭为本位，反映家国伦常秩序的“三纲六纪”，是传统社会的核心文化价值。《挽词序》所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即指此一层意涵而言。《白虎通》也称《白虎通义》，东汉班固根据章皇帝招聚官员和儒生在白虎观对《五经》所作讲论辑撰而成。卷八论“三纲六纪”，“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自不恃言，“六纪”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与后来的“五伦”互有异同。传统士人所谓“明大义”，就是指知晓这些纲纪伦理而行为上又无所违迕。西方国家历史上当然也有君主和臣工，也有家庭和家族，但并没有这种以普遍性形式出现的专门规范君臣家庭各种角色关系的系统道德律令。纲纪之说纯属中国的文化秩序（的确应该叫文化秩序），而且也是社会秩序。因为它是笼罩全社会的一面大网（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职是之故，当社会的经济结构变迁之后，以有形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的经济制度为依托物的文化秩序，必然随之发生变化。20世纪的中国，就处于这种文化与社会的剧烈播迁与变化之中。现代学人所热衷的文化上的新旧之争、东西之论、古今之辨，皆缘于此一变化过程。

陈寅恪《挽词序》的过人之处，是指出以纲纪之说为表征的中国主流文化的意义，具有“抽象理想之通性”，也就是柏拉图的所谓理念（Idea）。实际生活中是否能够完全做到，倒不一定。翻览史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乱况，触目皆是。魏晋时期、宋元市井、明清之际，亦不乏反对纲纪之说的束缚、主张以情抗礼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但整体上，迄于晚清“三纲六纪”的基本文化价值和文化秩序一直得以维持。即使是持无父无君之论的佛教传入中土，也没有动摇这一秩序。原因是“藉之以为寄命”的社会经济制度未变。晚清以降的剧烈变动（陈寅老称“钜劫奇变”），既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又是文化思想的变迁。简言之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从此崩塌了。因此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的失落与痛苦，可想而知。王国维就是这样的人。但失落与痛苦，可以有不同的走向。由痛苦而新生，为更多的知识人士所选择。即使未趋步入于新潮，也不必即死。《挽词》“海日尚书互倡酬”句的“海日尚书”，指沈曾植———王国维最服膺的清末大儒，曾出任宣统复辟时学部大臣，对共和共产自不认同，但晚年逍遥海上，平安而终。同为溥仪老师的罗振玉、柯绍，虽有殉主之约（《挽词》“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指此），但并未践履，没有因1924年皇帝被赶出宫而自裁。

然则王国维究竟缘何而死？《挽词序》在强调纲纪之说的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时候，举出两个例证：“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读者很容易认为不过是寻常举证，意在说明纲纪的理想远高于现实而已。其实不然。独创解释前人著述须“古典”、“今典”并重的陈寅恪先生，论静安之死这样的大事件，岂有虚设例证之理。李煜自是古典，但今典指谁？我以为指溥仪。刚愎无能的溥仪正好与孱弱得“以泪洗面”的李煜为比。然而按纲纪之说，即使是溥仪、李煜这样不中用的“君”，也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使汉室得到“中兴”的光武帝刘秀。很不幸，静安先生对他的“学生”宣统皇帝，就抱有这样的幻想。《挽词》叙述王国维入值南斋，像其海宁同乡、康熙朝掌尚书房的查初白一样勤勉敬谨（“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接下去有句：“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不是讲王国维希望溥仪成为“中兴主”而何？因此“君为李煜”的“君”，必指溥仪无疑。

那么“友为郦寄”的“友”又系何指？不是别人，而是罗振玉。罗王之为友，自无疑问。而王自沉之前，两人交恶，也是不争之事实。历史上管鲍之交的美谈和郦寄卖交的不德，是朋友相交的两个极端的例子。但按传统的纲纪之说，即使友是郦寄这样的不友之人，仍然应待之以鲍叔。王国维就是这样对待罗振玉的。罗王是儿女亲家，晚年交恶，也是因儿女之事所引发。1926年9月26日，王之长子、罗的女婿王潜明病逝于上海。静安先生将潜明所遗之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洋银寄给住在天津的罗女，罗振玉以女儿拒收为由欲退回，引起静安不满，信中致有“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的极强烈的措辞。实际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王国维大半生的学术活动，多得到罗振玉的经济资助，因此一涉及经济问题，王格外敏感。《白虎通》释朋友之纪有言：“货则通而不计。”依王的文化理想，他会感到罗之所为不合于纲纪之说。当然王罗交恶，还有政治观点不合的方面。1925年8月罗六十大寿，王祝寿诗有句：“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问题就发生在同为溥仪老师，而对溥仪离宫后的出路，却有不同的预设。这个问题复杂，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不多赘。

总之晚年的王国维越来越认识到，先是逊位尔后又被赶出宫的宣统皇帝溥仪，毕竟不是刘秀，几十年与之相交的罗振玉也不是鲍叔。他失望了，痛苦了。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极端失望；不是寻常的苦痛，而是苦痛得“达极深之度”。寅恪先生说：“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而所以死之故，也不是由于“具体之一人一事”，而是此人此事所代表的“君臣之纲”和“朋友之纪”，即具体之人事反映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想，已彻底破灭，身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因此王国维之死，不是殉清，而是殉为其所化的那种文化、那种文化理想、那种文化精神。

释解至此，难免仍有人会发为疑问：尽管王国维是为传统文化所化的大文化人、大学者，而晚清以还的文化与社会，确是传统价值崩塌的时期，但完全可以在保存自身生命的情况下，使个人（不是社会）的文化精神得以保持，何必一定自陷绝境？如果以流俗的见解看待问题，则此问的逻辑似难以驳倒。可是陈寅恪先生另有逻辑，且请共赏其洞悉社会与文化变迁底里的警世骇俗之语：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异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这段话是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论述元稹思想时所写，直接针对的是中晚唐的社会风习和道德标准的变迁，但其普遍意义适用于任何新旧更替、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时代。尤其对知识阶级的“贤不肖拙巧之分别”，其今典之意涵，可延长至今天。而“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不是明显指王国维吗？王之所以死之故，不仅因为晚清以来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毁灭了他的文化理想，也因为求诸个人品质他不是巧于用世的“巧者”，而是“贤者拙者”。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除了《挽词并序》，还有《挽王静安先生》诗，其中有“文化神州丧一身”句。近年时贤有倡“文化中国”之说者，可溯源至寅老此诗的“文化神州”一语。20世纪的“文化中国”是一个文化与社会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以“三纲六纪”为标识的传统社会的核心文化价值崩塌消散了，但中国先哲往圣的思维成果———哲学、人文学术思想，仍将流传百代而不废；她的艺术与文学之花，更会保持永久的魅力。凡真正的思想家，其学思总有超越的一面，即使是处身于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之中，仍有属于思想家个人（同时也属于全人类）的超越的部分。这超越的部分作为文化遗产，便具永恒的价值。被编织进入“三纲六纪”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孔子的思想、朱子的哲学，今天是难以为继了，但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哲学家的朱子，丝毫未发生变化。这就如同苏东坡的一首诗所说的：“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事隔百代，重新检讨历史，孔子还是孔子，朱子还是朱子。新儒家的“花果飘零”之叹，如果指“三纲六纪”网络里面的孔、孟、程、朱，固然，如果指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孔、孟、程、朱个人的思维成果，可不必矣。

而且即使是已经崩塌耗散的传统社会以纲纪之说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也不是一无是处，无须以敌体相待，它们不仅是研究的对象，也是后来者可以借鉴的历史文化资源。何况其中不知还有多少待发之覆、未解之谜，有“历史癖考据癖”的文史学者，永远不会忘情于这块足以“发思古之幽情”的解谜探胜的学术宝地。只不过无须事实上也不可能把传统社会的文明结构搬到今天，充做现代文明的结构。西方的现代文明结构（我说的是现代文明结构，不是好莱坞大片、麦当劳、肯德基）我认为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文化是水，不是石头，流来流去可以，照搬不成。正因为是水，所以不能老是依靠同一个源头在同一个河道里流淌，时间长了，会枯竭、变质变味。需要有新源新水注入此古老河流之中。中国历史上，释之入儒，道家和道教之入儒，开出宋明理学之花，就是显例。现代社会的异质文化嫁接尤为重要。脱离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固然无所谓现代化可言；不大规模注入、引入、融入已经建构了现代文明的欧西文化，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构终无实现的可能。前已言及，哲人的超越之思，本来属于全体人类共有，无所谓东方西方。已经开始并逐渐扩大的现代文明建构过程的东西文化值的互换，是一极有趣极壮观的景象。